被抛弃的汽车人
“时代抛弃你的时候，不会和你打一声招呼。”互联网时代最火的一句台词，如今用在汽车行业身上再恰当不过。曾经被誉为“国民女婿”职业的传统汽车研发工程师，在汽车智电化变革浪潮下已步履维艰。
“一片迷茫”，在谈及自己事业时，28岁的汽车研发工程师徐海东（化名）只用了寥寥四字来形容。在最该洒热血拼搏的年纪，这位某三线汽车主机厂的整车事业工程师却陷入深深的担忧，“公司业绩越来越差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裁员倒闭。想跳槽却没有门路，基本只招更资深的工程师，或者是电动化数字化岗位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准备过完年再看看。”
“过完年再看看”或许是众多汽车研发工程师的无奈心声。近日，奥迪官宣计划裁员9500人，以节省60亿欧元并新增2000个新职位投入电气化和数字化转型；而此前，在今年一汽大众的校招结果中，已不见车辆工程、发动机、机械工程等过往“吃香”的专业学生，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工程等数字化人才。
汽车工业智电化技术革命稳步推进下，汽车人才结构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智电化与传统部件岗位一面天堂，一面地狱，而那些怀揣着造车梦投身车辆工程的青年，只能在时代变迁的折叠空间里，重新出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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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：传统还是新能源？
2015年，刚刚走出校园的徐海东、陈瑜、张建斌（均为化名）加入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，成为一名车间实习生，每天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各汽车品牌销量，以及何时转正成为一名正式的汽车研发工程师。那时候，月薪四千的三个人无比笃定一条保守估计的汽车界“铁律”：3年跳槽工资可翻倍；再熬三年工资再翻倍，十年左右房车无忧。
然而，就在2015年底，世界汽车工业发生一件里程碑式的历史转折。12月12日，《巴黎协定》在巴黎气候大会上通过，降低碳排放成为各国汽车发展主旋律，新能源汽车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而新能源趋势下，还有另一条汽车工业发展暗流悄然萌芽，这一年，奔驰、宝马等几乎所有的一线车企都发布了自动驾驶汽车的计划，2015年甚至被誉为自动驾驶汽车元年。
电动化、智能化的趋势已初见苗头，但在徐海东、陈瑜、张建斌的念头里，电动车与自动驾驶都还只是一个极其遥远的概念。2016年初，成为汽车人后的第一个重要选择摆在了三人面前：“选择新能源，可提前转正。”然而，街头批量废弃的电动出租车时时刻刻提醒着三人，内燃机才是汽车的灵魂。后来，陈瑜进了动力总成，徐海东与张建斌进了整车事业部，都是最传统的汽车研发岗位。
哪怕海马只是3、4线的市场边缘车企；哪怕2016年海马倾力之作的全新MPV车型“V70”折戟终端市场；哪怕海马副总裁林明世败走吉利、新能源部部长周道辉离职；哪怕整个海马都笼罩在“收缩聚焦断舍离”的悲观氛围中，三人也依旧乐观。那条汽车人才“跳槽翻身”的理论，让他们坚信，只要积累经验，掌握汽车工程师核心技能，所有的负面压力都是暂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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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云突变的2018年
2017年中国SUV市场退潮后，一汽海马处境愈发不堪，随着所谓跳槽的“三年之期”临近，徐海东、陈瑜、张建斌三人开始考虑出处。然而，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，2018年风云突变，在汽车工业走向历史拐点的时刻，所有的“铁律”都如同梦幻泡影。
这一年，中国疯长了28年的汽车市场终端销量嘎然而止，进入负增长的低迷状态。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，2018年中国汽车销量为2808万辆同比下滑2.76%。这时，就连“人才流动”也似乎突然出现诡异的静止。“不敢动、不能动、往哪动”成了汽车研发工程师跳槽之路上的三座大山。
相较而言，徐海东是幸运的。在2018年上半年，赶在中国汽车增量市场崩塌前，徐海东加盟了另一家自主汽车品牌众泰，在自身临近“3年工作经验“之际，实现工资翻倍。
留在海马观望等待的陈瑜、张建斌则只能望洋兴叹，深感自身在汽车历史洪流中的渺小。据陈瑜回忆，市场缩水后，主机厂基本上停止底层工程师的招聘，他曾递出六封简历，基本没有回应，只有一家零配件厂抛出橄榄枝。那一年，传统部件的招聘门槛普遍由3年提升至5年。
相较传统汽车研发工程师的尴尬处境，选择新能源或者与智能电子息息相关的电气化工程师则惬意的多。在新能源进击终端市场、以及智能科技成为消费者评判一款新车档次最重要的元素后，相关人才地位水涨船高，不仅收入领先一截，还能相对自由的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。
“有些后悔。”谈及当初毫不犹豫拒绝新能源时，张建斌表示，“但再来一次，可能还是不会改变什么，谁能料到行业变化的如此之快呢？”不经意间，互联网资本以智能电动为切口进入汽车市场，没能撬动传统制造业地位，但智能电动的理念却改变了一代汽车人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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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代变迁下的汽车人
到了2019年的尾巴，张建斌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加盟比亚迪客车事业部。汽车圈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鄙视链，乘用车无疑是链条最顶端的存在。那个三人中最痴迷汽车的张建斌一边自嘲着拥抱“降维打击”的互联网思维，一边告别了乘用车。“我还会回来的。”张建斌笑着说，“不然我电脑里的CATIA(汽车工程师最常用的三维制图软件)也不答应啊。”
“降维”客车前，张建斌还去过吉利面试，面试通过后被更“资深”的某工程师挤下，运气确实有些差。而当初那个“幸运”的徐海东其实也不幸运，2018年后，众泰也步了海马后尘，一路衰败，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，复兴的契机一直没有出现。
“你不考虑换工作么？”面对直击内心的灵魂拷问，徐海东向时代财经表示：“想换，但不知道怎么换。今年走出去的老员工后来又回了众泰，因为跳槽后‘加量不加价’，工作量剧增，工资几近不变。”显然，当初三人坚信的“跳槽翻身”铁律，已荡然无存。
“过完年再看看，手里有个项目快结束了，可能考虑转型产业研究或者汽车评论之类的。”有些文学爱好的陈瑜表示。“一帮人，一辈子，一件事。”入职时的口号还历历在目，但在时代赤裸裸的重压下，所谓的汽车梦，如此不堪一击。
何去何从？徐海东、陈瑜、张建斌三人的迷惘现状绝对不是个例，一大批年轻一代的传统汽车工程师正手足无措，等待救援。而当代汽车人才结构失调背后，是产业两极分化、淘汰升级加速，以及智电化工业革命成效初显的汽车时代跃迁。
时代抛弃你的时候，不会和你打一声招呼。但换个角度想，具备数字化技术的传统汽车研发工程师就更具竞争力？或许，对于没落的传统汽车研发工程师而言，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正如何帆在《变量》里所描述的，“老兵不死，只是换上了新装，在某个没人注意的地方绝地反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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